重頭來過

「You are not listening.  That’s why you can’t do it.」老師以沒好氣的口吻說道。我的本能反應是說「sorry」。這「sorry 」除了是向費心的老師道歉，更是「sorry for myself」。

這個手支撐的動作，我從未做過，也覺得自己不會立刻做得到。覺得做不到，自然就會做不到，所以也就以點都唔得實跌嘅心態做。老師輕輕托起我的腳，說了些指引。我其實一句都聽唔到，只是一味諗住做唔到，似是想去做，其實是在胡亂掙扎，和身體無謂搏鬥，是身體的內戰。

這挫敗感，好像有團火在心臟燒似的，而且維持了一整個下午。在街上想起那句「You are not listening」，還獨自嘆氣嘆出聲。

報讀瑜伽導師班，只是覺得自己雖然練得不密，也總算學了四年，是時候該進步。暫時過了一個月，學到的東西的確多，理論脈輪式子均有進益，但挫敗的感覺亦不少。坦白講，之前覺得自己瑜伽還算可以，現在只是明白自己有幾多不足，特別是力氣，倒轉呀手支撐呀都唔夠力做，所以驚。

另一個狠狠的挫敗，是上個禮拜上了一堂核心肌群瑜伽，以為自己平時得閒就做三分半鐘平板式，點都唔會太差，點知做到最尾全部動作都做唔到，已經筋疲力盡。同班四位女士，個個好似應付自如，重有一個有咁上下年紀。雖然我知唔應該比，但嗰日的確有點沮喪，差唔多覺得自己好似冇學過瑜伽咁。而家再見到核心肌群瑜伽，即使唔係同一個人教，仍然有陰影。

而近日感到「好似冇做過」的東西，也不單只是瑜伽。似乎很多以為做得還好的事，都覺得不外如是，有些甚至只有模糊的挫敗感覺，連那個問題是甚麼也講不清。

今個月壞掉、唔見的東西多得很：上網、電腦（是自己白癡所致）、錶、水壺（因為飲水多，對我來說很重要）、太陽眼鏡（戴過唔夠十次！）、電話等等等等，單是處理這些問題，已經費了不少無謂的時間和力氣，而且總是覺得個人呢度崩嗰度崩咁，個人硬係唔得完整。有一刻，我真係諗係咪風水定乜嘢出事。

在這種運氣欠佳的情況下，我又想起麻雀。運氣不好時，要守，不出沖就當驘，要沈得住氣。

近日缺錢，使費也就比以往節儉。沒有委屈自己，但節儉時才知道自己真正需要的東西，比想像中少得多，人也因此輕了。這感受不錯。

就像冥想，聽聽身體裏面的聲音，觀察一下這狀態。

機都未起

週日一早攞衫落街洗，老闆娘話，八號風球喇！未食早餐唔上網，屋企又冇電視，連打風都唔知。又話，啲人去晒惠康度掃貨，驚冇嘢買！惠康就快閂門喇！

好彩屋企糧食尚算充足，捱一日不成問題，沒有失魂落魄，也就求其喺菜檔買啲菜。個個一見面，就話「打風喇！」亦有老街坊見人就話打風，也真有舖頭老闆作懵然不知狀。喺島度，人肉天文台，似乎比電視機收音機互聯網更有效率。街上瀰漫一片語帶興奮嘅緊張。

慢麼麼行返屋企，準備迎接住入坪洲嘅第一個颱風，將櫈摺起，將露台植物同地氈收入屋，隔住玻璃賞風。以為靜英英是風雨欲來嘅先兆，卻越嚟越靜，最尾連雨都收埋，風都冇滴，我重可以坐出露台食晏。結果，風掛咗四個鐘就落波。

又落街，街上嘅空櫈已有叔伯姑婆聚集，係八號波已過嘅鮮活證明。單車又開始左穿右插。有個大哥撞到另外兩個大哥，講話咁快落咗波囉喎。兩個大哥話，係囉，快過打飛機呀。大哥回話，咪就係，機都未起㖭呀。三個大哥對弱風嘲弄一番後，哈哈哈大笑散去，豪氣得好似係自己驅風有術。

答案

氣短集：「軸心突破」──論聯合聲明失效與社運去向
（練乙錚）

香港大學學生會的同學希望筆者寫一篇文章探討社運的發展和整合，那正是筆者近日關注的問題，遂有此文。同一文章略作增刪之後，會在八月號的《學苑》出版。
香港是國際城市，牽涉兩個主權國家，人口和資產高度跨國。九七後，北京為要把香港「去國際化」，逐步實行三種對策：開放北人南來，推動紅資湧港，廢止《中英聯合聲明》。後者三年前起分階段發生，低調卻明顯，顯示高層作了清晰決定。
2014年6月李克強訪英，以巨額商機為餌，要求英國簽署一份肯定《中英聯合聲明》落實成果的文件。當時香港因政改醞釀佔中，英方不願談甚麼成果，中方不得要領。7月，英國派員訪港監察一國兩制落實，中方拒簽護照，並透過外交渠道暗示聯合聲明作廢。今年6月，中國外交部公開說：「《中英聯合聲明》作為一個歷史文件，沒有任何現實意義，也不具備任何約束力。」
「約束力」是聯合聲明核心，中共當年接受，是一種權宜，早晚要擺脫。一擺脫，一國兩制就失去原有基礎，香港社會基本性質因而改變，傳統社運模式也隨着失效，原因是結構性的。

聯合聲明與香港獨特社運模式

聯合聲明對中國有約束力，所衍生出的政治效果非常獨特吊詭：在全世界最大最嚴酷專制政權的鼻子底下，竟然存在一個規模相當宏大的反抗運動。它由一兩個傾向民主的大黨派主導，承認中國對香港的主權，支持一國兩制；在持續擁有立法會關鍵少數議席的條件之下，以溫和手段調動群眾爭取民主改革、推進雙普選議程；一旦成功，再倚靠民眾中長期存在的反共大多數，選出民主派支持的人上台執政，長期守護香港。
這無疑是世界上最理想的民主運動，在前階段的十多年裏，其四方面的運作條件都良好：法治穩固，公務員和警隊高度專業中立，中方大致遵守不出面干預港事的承諾，第四權發達、言論自由的尺度比港英時代更寬鬆。微風細浪到民主，是聯合聲明的設計威力；如果真可以，那會是人類歷史上的奇蹟；環顧世界上所有國家，民眾完全和平、政權完全非暴力地達至民主的，一個也沒有。
奠基英國民主議會制的「光榮革命」（1688），別稱「不流血革命」，其實也是多次戰爭的成果。如果把之前初步取消英國君主專制的英國內戰（1639-1651）也歸入議會民主的過程，那麼英國經驗就和其他國家無大分別，都相當慘烈。台灣民主化後段完全平和，但解嚴之前卻不是，這個大家清楚。
但是，這個神話般美好的香港社運模式，在強國勃起、視《中英聯合聲明》作失效而英方無力亦無意挽回的情況之下，已無法完成任務，因為支撐這個模式的四個主要條件正逐一剝落：法治日漸鬆動穩固，甚至已被用作對付社運的工具；公務員高層和警隊嚴重政治化；自2010年「第二支管治隊伍」出台之後，北京干預港事愈發明目張膽；言論自由也因主流媒體被收編而日益收縮。這些都是結構性轉變。

真正被DQ的是甚麼？

再無國際條約約束力，一國肆意衝擊兩制，民主派勢將逐步失去立會關鍵少數議席，議會因而不再是守護香港的屏障，「六四黃金率」存在也毫不管用。可以說，宏觀層面上，被DQ的非僅僅是十個八個議員，而是整個自港英管治晚期形成的非常特殊的香港社運形態。
與原有社運形態同時被DQ的，是運動的主要目的：政制民主。這個其實在聯合聲明作廢之前已無着落。你和理非非，中共就帶你遊花園；你搞佔領，它就施放催淚彈開槍。如今沒了國際約束，一國更可隨便欺凌兩制。選民把你送進立會嗎？它乾脆找人大釋法打掉你的議席。
周前一篇本欄文章比較了獨立與民主孰難，徵引世界各地百多個事例，得出的結論是兩者不相伯仲；目的不是辯證獨立如何容易（儍子才會那樣想），而是指出民主有多困難。如果還需要一個實例說明中共不會恩賜民主，那就是劉曉波的死。（此說明社運派別以達到各自倡議的政治目的之難易相攻訐，是何等虛妄！）
佔運之後，民眾呈現政治虛脫，動員困難，無論怎樣號召，群眾參與率都非常低。筆者推斷，這並非多次大規模動員之後的簡單政治疲勞，休息一下就復元那種；更不是港人追求民主的意志不夠堅貞，想放棄；而是民眾已直覺意識到，《中英聯合聲明》作廢，兩制遭結構性毀壞，傳統社運回天乏力，民主遙不可及，參與是虛耗。

聯合聲明作廢　港向專制過渡

的確，民眾回顧多年經驗，當會如是想：兩制尚稱完好、傳統社運發展蓬勃之際，政改也無寸進，如今一國當道，安問民主？未見社運有可信新目標、行動綱領、組織架構和領導班子之前，與其知其不可為而為，不如先做好私事。
民眾如此「無反應」，其實是很好的反應，是對社運作出嚴苛提問，逼迫社運自省。社運因此不可能再一貫作業，business as usual。
《基本法》是國內法，本身對一國無約束力，兩制的實質存在，端賴聯合聲明的約束力。後者如今作廢，兩制顛覆，香港社會朝專制過渡無可避免，聯合聲明衍生的那種美好獨特社運模式不能繼續有意義地存在，「文明社運」即將告終。抗爭將無可避免回歸專制社會之下的一般形態：挨打、頑抗。上下四方古往今來皆如是，香港怎會是例外？
領導和參與這種「一般抗爭形態」的代價遠比過去的「文明社運」高，香港人已經看到了一些，躊躇一會很正常。且不說如八九六四天安門事件那樣的大屠殺──如果知道出動坦克衝鋒槍是政權行事話本裏的選項，則社運領導絕對不應朝那個方向走；但大家如果要清楚認識一個專制社會之下有意義抗爭的極限典型，1979年發生在台灣高雄的美麗島事件是最佳樣板。
問題是，在「文明社運」與「一般抗爭形態」之間，香港的抗爭將會升級到甚麼程度。回答這個，要看客觀需要，更要看運動的領導與民眾的意願。為此，社運界首先需要探討一個更基本的問題。這個問題剛巧已由一位溫和得不能再溫和的泛民人一句話牽引出了。

叛逆：到甚麼程度？

《立場新聞》月初訪問了中文大學教授陳健民。這位二十年來孜孜不倦在中國各地培訓公民社會人才的義工、視長毛在立會掟蕉是暴力的溫和派、被指為無可救藥的「大中華膠」，最後被問到如何面對愛國與民主時，平淡地說：「如果民族立場要我壓抑對民主、自由的追求，我一定做叛國者，毫無懸念地叛國。」
讀了這段驚心動魄的自白之後，筆者再在傳媒朋友之間印證，得出的印象是，當權派殘忍打壓中國內部異見人士、粗暴干預香港事務，在香港像陳健民那樣的五十後溫和派被逼到叛逆邊緣上的還真不少，其他比較年少激進的就更不用說。（聽說還有一位以往猛烈抨擊港獨的八十後，現在轉而主張香港立國；那更是完全合乎事態發展常理的。）

「絕地天通」神話與「軸心突破」

這就預示，香港原本分裂了的民主抗爭運動將會出現一條行動依然溫和但觀念比以往激進的聯合陣線，裏面包含背叛國家的聲音，因為這種聲音在不少年輕人當中也有了相當的比重。這樣的一條聯合陣線的出現，將突破籠罩香港社運的持續低氣壓。
史學大師余英時2014年初出版了據說是他畢生功力之所在的專著《論天人之際》，探討的是中國古代思想的起源。書中刻畫出春秋時代哲學思想的一次「軸心突破」，非常有意義。
中國遠古曾經出現過一次思想獨裁化。本是「天人合一」、「道不遠人」的一個良性秩序，最遲到了商代甲骨文所包含的五個時期中的最後一個，出現惡變異。此後的主流論述裏，一般人不可以憑一己心性接收和理解天道；那個能力改由一位「普世人王」、「余一人」、即所謂的天子所壟斷。這個突變，是以一個「絕地天通」的神話表現出來的；《尚書˙呂刑》：「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從此，天和地上的凡人隔絕了，只有「余一人」可接收天命、掌握真理。
但是，到了春秋時代，「余一人」的權力崩壞，思想界出現「軸心突破」（莊子說的「道術將為天下裂」）。「軸心突破後的思想家如孔、孟、莊子等，都強調依自不依他，即通過高度的精神修養，把自己的心淨化至一塵不染，然後便能與天相通。」（見余書75-84頁）
當然，後來中國再出現大大小小的「余一人」。到了二十、廿一世紀，共產黨系列的「余一人」就更徹底，從北京到一國，從一國到香港，都實行「絕地天通」：天道是甚麼，國家怎樣發展，人民如何生活，都由偉光正的「余一人」說了算。不過，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在中國搞這個還可以，二十一世紀在香港卻不行。

石破天驚

道術將為天下裂，這個裂，不僅是思想上的裂，也隱含王權與土地的裂，兩千多年前便如此。孔子的文化淵源在周，但他和他的弟子說的和效力的「父母之邦」卻是魯、衞等國，成周在儒者心目中的政治地位已無舉足之重，軸心突破既是思想上的，也是政治上的。「毫無懸念地叛國」，就是今天香港民間思想界正在萌生的軸心突破；它出現的方式和兩千多年前出現的那一次同樣地溫和，也同樣石破天驚。

聲明
自傳出《壹週刊》正在賣盤之後，不少讀者、朋友甚至記者都在不同場合問及我的去向，這裏一併答覆。我對周刊的供稿，會在賣盤交易完成、公佈發出之日停止。感謝黎智英先生這一年來給我發表文章的機會，感謝編輯部、美術部和出版社的其他同事不厭其煩地給我幫助。我自己生計大致無礙，發表文章亦尚有渠道，卻希望其他同事都能夠在新的或現在的位置上樂業安家。在難以繼續營運的情況底下，周刊結業不一定是最好安排；雖不情願看到，集團賣盤的決定卻是可以理解的。

練乙錚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70726/20101587

生生不息

早上外出，看見門口外有一曱甴，大大隻，啡色不深，身體也不光身，不知何故反肚，幾多隻修長的腳在使力踢，看見腹部的紋理，似乎很是鬆脆。

煮午餐時，在放蔥蒜薑的小盤中，看見一隻和一小瓣蒜頭一樣大的簷蛇，不是平日的透明奶白粉紅色，沒那麼透明，身體有點藍，而且尾巴斷了，好像有點痛苦。我用紙巾捻實牠，竟然不太感覺到牠身體的質感，只感到紙巾的粗糙。

晚上回家，看見一條頗大的蜈蚣躺在路中心，一整條黑黝黝，旁邊爬着幾隻曱甴，一樣的黑黝黝，在蜈蚣上慢慢的蠕動，似乎是要吃牠，但怎樣看也看不到牠們在咬。

在另一級樓梯，看見一隻扁了的青蛙，好像橡膠。

回到家門口，早上掙扎的曱甴還是反肚，但腳不再踢了。我沒有掃走牠，想鄰居的狗出來散步時看見，可能會歡喜。

長洲抑或南丫島

2006.11.05

第幾年七一

我還是去了。 

自一四年一役後，我可能和很多人都已失去憤怒和動力。好像用盡石油氣煲過一煲最終糊了湯，再想煲過第二煲，要料要火要氣要心機，似乎難以想像。而且，第一煲都煲歪了，點解要有第二煲呢。有垃圾食又唔使自己煮，重有專人猛人狂餵，咪幾好？看過更美麗的東西，縱然眼前的仍然不錯，但又比沒有好幾多？

但我還是去了。 

去，甚至並非為「重燃鬥志」（雖然有這渺茫的幻想），而是親眼看看，到底還剩下了甚麼。有人仍然悲觀地樂觀，「唔做就更加冇」。我就連這「做」也不太肯定。

七一遊行，是規範中的自由。先是政府和警察，由出發地點，可以做甚麼，不可做甚麼，都是規管過的。對政府而言，其實是十分「安全」的集會，無傷大雅。而第二重規範，是發起運動的團體。哪裏籌款，哪裏叫口號，哪裏佈置甚麼，都是可以預計的，沒有甚麼想像空間。 

這些規管，令每年主題不同（但其實差不多）的遊行，看起來差不多，不論人數、陰晴。 這會否是個遊戲：越多人相信一件事，這件事就越會成真，例如樓價，例如股市，而越多人不信一事，事情也就難以成真，卻合符大多數人的預測 — 七一是這樣的一件事嗎？

特區政府的中國強香港勁，愛字頭唱不完的＜獅子山下＞，紅底黃字不明所以的標語，煙花；各個泛民政黨的橫額，口號，黃絲帶，黃雨傘，「我要真普選」字樣，＜撐起雨傘＞一曲，看似「正邪不兩立」，卻合二為一，變成同一件事： 兩個截然不同的香港，卻又一同限制對香港前景的想像，幾乎相輔相成。

遊行變得可有可無。有總比冇好吧？係卦。

近幾年，七一好像成了件有點過氣的事。前陣子，因為覺得很「不合時宜」，我也換了放在GMAIL多時的雨傘運動車頭相。不合時宜的，當然不是目標，而是這些當時熾熱的符號，現在差不多在發霉了。

我並不厭惡七一遊行和（大多）「反對派」政黨，但我只痛恨自己沒有想到辦法改變現有的僵化，遑論想出新方法。

第一年去七一是零三年，讀中七，唔知頭唔知路同同學去，是第一次參加政治活動，去完完全冇印象，剩係記得走嗰陣好多人，我又肚餓，坐喺中環間麥當勞度傻吓傻吓。但這傻吓傻吓的參與，卻似乎令葉劉和董建華下台。

今年，行到政府總部，似乎沒有位置停留。我見攰，和朋友找出口離開，警察好像協助行花市的人般，指路給我們乖乖離開。上到政府總部公園，聽見歌星在唱難聽的流行曲，祝賀香港回歸廿年。地方圍了很大，內裏的人鬆動，好像在看社區中心的劣質表演。

這是我第幾年的七一遊行？

 （二零一七年七月一日）

一人奠

坪洲碼頭附近，每日每夜都有很多空櫈，供街坊任坐。今晚，這些在海邊隨意擺放的空櫈，多了重意義。我把它們拍下來時，總覺得它們放得不對 — 它們都應該站起來，向着一個個視若無睹的途人。要是櫈都站起來，人會多看一眼嗎？ 

我知道今晚是公祭，卻一直沒想過要做些甚麼。坦白說，由傳出劉曉波病重的新聞後，我並無太大感覺。理性上這當然是醜陋至極的事，感性上也不是不明白，但就是無感覺，可能只有很淡、很淡的哀傷。而任何新聞，都不及尊子一小格「告別鬼國」的漫畫來得震憾：穿病人服的劉先生揭開黑色幕簾，灑脫地離開「鬼國」。說是震憾，其實是傷心居多。這一格漫畫，有陣悽慘的苦中帶貼：畢竟，他可以離開，「自由」了。可是，要離開「鬼國」，獲得自由，難道就是死路一條嗎。眼前這十三億人該怎麼辦？ 

這「無太大感覺」，在議員取消資格一事中更甚。之前看《Life and Fate》，就覺得只要慘事一樁接一樁，似乎變成常態之事，再有慘事也就變了平常事。也跟劉曉波的死一樣，我好像沒有哀傷、憤怒，只是覺得有何出奇。然後，隔了幾日，有市民乘勝追擊，這次輪到朱凱迪和鄭松泰。該憤怒嗎？絕對。有憤怒嗎？竟然沒有。 

我已經想不起這狀態何時開始。要我憶想的話，只能說是雨傘運動之後，就有心無力。 

德國朋友比我更上心，比我有火。在議員取消資格翌日，團體發起在公民廣場集會，德國朋友問我去唔去。說真的，我有點心淡有點懶，也就不了了之。結果，當晚竟然是去了派對，同場的朋友說他們去了，很是失望，因為和新聞發佈會一樣，之後大家就輪流講幾句嘢，就算是做過事了。我不是很驚訝，因為這「無太大感覺」，似乎是已成了個氣候。但我也不太講得出懶醒的「早知啦」，因為，我連這一試也沒有。當晚又是喝得太「盡興」，卻有點諷刺。第二日宿醉，又碰見德國朋友，講起昨晚集會，他都是淡淡然的谷氣。 

這是確確實實的溫水煮蛙。一四年時，我還在暗地裏為其他不為所動的人氣結；現在，我又跟他們有何分別？我如何可走出這無力麻木？ 

我知道今晚是公祭，卻一直沒想過要做些甚麼。到了六時多，坐在露台，要做的事算是做完了，想，在坪洲會有人悼念劉曉波嗎？想起坪洲一街的空櫈，又在海邊，好應該聊表敬意。

快到八時，該關門的店舖幸好都是前舖後居。我買了三箋蠟燭、兩束菊花，在碼頭沿岸附近走了一圈，想看看有沒有人也跟我做同樣的事，可惜未見，只能獨自行事。我揀了個風景不錯，既不阻人，又（算）多人經過的地方。我拿了一張白色膠櫈，向着行人路，放了鮮花，再在地上點蠟燭，然後靜靜站在另一邊。 

這樣的一人奠，竟然令我出奇地激動。所有理性上覺得要有的痛心、憤怒、哀傷，終於都一次過湧上心頭。我沒有站得很近，大概是怕尷尬，怕要解釋，怕要爭拗，怕自己幻想出來的東西，但我的而且確在默站。我慢慢想了一次我所認知的劉曉波：憲章、監禁、和平、獲獎、空櫈、隔絕、癌症、草葬。 

這時，剛好有班小輪到碼頭，一個個歸家行人緩緩走過。大概那個位置平常就沒有東西，大家也不會望向那邊，要麼向前望，要麼低頭走。看得見的，有些似乎有點驚訝，卻也是一邊行，一邊望，就走過了。有個小朋友踏着單車亂逛，看見地上的蠟燭，凝視了一會，問父母「點解有蠟燭」。父母猶疑了一會，媽媽以好像不是在答小朋友的小聲吐出「劉曉波」三個字，近乎像唸魔咒。

我只能相信，在居民五千的坪洲，還是有人看得到這卑微的祭奠，還是令這些看得見的人記起有這樣的一個人，一件事。我只能記住，如何在橫風橫雨的日子，努力用手掩着打火機，點起一枝蠟燭。至少，它好像又稍為亮了那麼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