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奠

坪洲碼頭附近，每日每夜都有很多空櫈，供街坊任坐。今晚，這些在海邊隨意擺放的空櫈，多了重意義。我把它們拍下來時，總覺得它們放得不對 — 它們都應該站起來，向着一個個視若無睹的途人。要是櫈都站起來，人會多看一眼嗎？ 

我知道今晚是公祭，卻一直沒想過要做些甚麼。坦白說，由傳出劉曉波病重的新聞後，我並無太大感覺。理性上這當然是醜陋至極的事，感性上也不是不明白，但就是無感覺，可能只有很淡、很淡的哀傷。而任何新聞，都不及尊子一小格「告別鬼國」的漫畫來得震憾：穿病人服的劉先生揭開黑色幕簾，灑脫地離開「鬼國」。說是震憾，其實是傷心居多。這一格漫畫，有陣悽慘的苦中帶貼：畢竟，他可以離開，「自由」了。可是，要離開「鬼國」，獲得自由，難道就是死路一條嗎。眼前這十三億人該怎麼辦？ 

這「無太大感覺」，在議員取消資格一事中更甚。之前看《Life and Fate》，就覺得只要慘事一樁接一樁，似乎變成常態之事，再有慘事也就變了平常事。也跟劉曉波的死一樣，我好像沒有哀傷、憤怒，只是覺得有何出奇。然後，隔了幾日，有市民乘勝追擊，這次輪到朱凱迪和鄭松泰。該憤怒嗎？絕對。有憤怒嗎？竟然沒有。 

我已經想不起這狀態何時開始。要我憶想的話，只能說是雨傘運動之後，就有心無力。 

德國朋友比我更上心，比我有火。在議員取消資格翌日，團體發起在公民廣場集會，德國朋友問我去唔去。說真的，我有點心淡有點懶，也就不了了之。結果，當晚竟然是去了派對，同場的朋友說他們去了，很是失望，因為和新聞發佈會一樣，之後大家就輪流講幾句嘢，就算是做過事了。我不是很驚訝，因為這「無太大感覺」，似乎是已成了個氣候。但我也不太講得出懶醒的「早知啦」，因為，我連這一試也沒有。當晚又是喝得太「盡興」，卻有點諷刺。第二日宿醉，又碰見德國朋友，講起昨晚集會，他都是淡淡然的谷氣。 

這是確確實實的溫水煮蛙。一四年時，我還在暗地裏為其他不為所動的人氣結；現在，我又跟他們有何分別？我如何可走出這無力麻木？ 

我知道今晚是公祭，卻一直沒想過要做些甚麼。到了六時多，坐在露台，要做的事算是做完了，想，在坪洲會有人悼念劉曉波嗎？想起坪洲一街的空櫈，又在海邊，好應該聊表敬意。

快到八時，該關門的店舖幸好都是前舖後居。我買了三箋蠟燭、兩束菊花，在碼頭沿岸附近走了一圈，想看看有沒有人也跟我做同樣的事，可惜未見，只能獨自行事。我揀了個風景不錯，既不阻人，又（算）多人經過的地方。我拿了一張白色膠櫈，向着行人路，放了鮮花，再在地上點蠟燭，然後靜靜站在另一邊。 

這樣的一人奠，竟然令我出奇地激動。所有理性上覺得要有的痛心、憤怒、哀傷，終於都一次過湧上心頭。我沒有站得很近，大概是怕尷尬，怕要解釋，怕要爭拗，怕自己幻想出來的東西，但我的而且確在默站。我慢慢想了一次我所認知的劉曉波：憲章、監禁、和平、獲獎、空櫈、隔絕、癌症、草葬。 

這時，剛好有班小輪到碼頭，一個個歸家行人緩緩走過。大概那個位置平常就沒有東西，大家也不會望向那邊，要麼向前望，要麼低頭走。看得見的，有些似乎有點驚訝，卻也是一邊行，一邊望，就走過了。有個小朋友踏着單車亂逛，看見地上的蠟燭，凝視了一會，問父母「點解有蠟燭」。父母猶疑了一會，媽媽以好像不是在答小朋友的小聲吐出「劉曉波」三個字，近乎像唸魔咒。

我只能相信，在居民五千的坪洲，還是有人看得到這卑微的祭奠，還是令這些看得見的人記起有這樣的一個人，一件事。我只能記住，如何在橫風橫雨的日子，努力用手掩着打火機，點起一枝蠟燭。至少，它好像又稍為亮了那麼一點。